文献追踪日报

随着人工智能驱动的聊天机器人与大语言模型日益融入心理健康支持，它们引发了复杂的伦理、经济与结构性问题——尤其涉及交互维度、劳动与监管。本评论探讨用户如何借助 AI 驱动的聊天机器人获取情感福祉，AI 对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造成的经济与职业影响，以及人工智能疗法所面临的不断演进的监管挑战。尽管聊天机器人拥有可及性、个性化回应等近似人类对话的潜在优势，但必须质疑其对预测性建模的依赖在深层共情与细致照护能力方面存在的局限。AI 在心理健康支持中的日益普及可能通过颠覆传统治疗模式重塑治疗性劳动，同时加剧从业者的经济不安全感；而监管框架的缺失则引发了对问责、数据隐私与 AI 心理健康工具伦理使用的担忧。通过分析这些维度，本文揭示了 AI 在心理保健中的能力与局限，并倡导对其开发与治理采取批判性态度。

生成式AI（GenAI）的快速普及加剧了公众对其风险与收益的讨论。然而，关于用户如何在不同的心理距离下感知这些风险与收益、以及如何在采纳决策中权衡二者的研究仍然有限。借鉴解释水平理论与调节焦点理论，作者与生成式AI用户（N=30）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发现，用户会同时从邻近与远端维度感知 GenAI 的风险与收益；在采纳决策中，他们要么表现出促进焦点取向（即淡化风险、优先强调优势）以突出 GenAI 的收益，要么表现出防御焦点取向（即隐私保护、输出审查与依赖戒断）以缓解其风险。本研究为 AI 采纳与风险沟通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加深了对用户如何应对新兴 AI 技术复杂性的理解。

语言在多大程度上能产生复杂的概念表征？多感觉经验是否不可或缺？近期出现的大语言模型（LLM）对概念形成是否需要具身基础提出挑战：未经具身学习的 LLM 是否仍能表现出类似人类的表征。本文在非感觉运动、感觉与运动域中，比较了约4442个词汇概念在人类（Glasgow 规范，N=829；Lancaster 规范，N=3500）与有无视觉学习的先进 LLM 之间的多维表征。结果发现：(1) 模型与人类表征的相似度从非感觉运动域到感觉域递减，并在运动域达到最低，表明存在系统性分歧；(2) 具有视觉学习的模型在视觉相关维度上与人类表征的相似度更高。这些结果凸显了孤立使用语言对 LLM 的潜在局限，也说明整合多样化模态可能增强与人类概念表征的对齐。Xu 等发现，大语言模型不仅能在非感觉运动域与人类表征对齐，还会在感觉运动域产生分歧，而额外的视觉训练与更强的对齐相关。

大语言模型（LLM）在长文本理解与数学推理等任务中已展现出接近人类水平的表现，但它们仍是黑箱系统。理解 LLM 的推理瓶颈仍是一项关键挑战，因为这些局限与其内部架构密切相关。注意力头在推理中发挥核心作用，被认为与人类大脑功能存在相似性。在本综述中，作者探讨注意力头的角色与机制，以帮助揭开 LLM 的内部推理过程。文章首先介绍一个受人类思维过程启发的四阶段框架，并据此框架回顾现有研究以识别和分类特定注意力头的功能；随后分析用于发现这些特殊头的实验方法，进一步总结相关评测方法与基准；最后讨论当前研究的局限并提出若干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考察了数字投入对全球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利用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涵盖 2007—2022 年 62 个国家或地区、35 个行业）的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投入能显著提升供应链安全水平。在危机预防阶段，数字投入不仅改善了供应链安全，还产生了显著的恢复效应。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投入主要通过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增加需求侧与供给侧信息披露透明度来增强供应链安全。异质性分析显示，三大机制在制造业中均显著，但需求侧信息透明度在服务业中并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邮电通信行业对供应链安全的积极影响最大。

全球对气候变化的日益关注正促使各行业采取行动以减少负面外部性。在绿色金融的框架下，已开发出多种新型金融工具，旨在满足绿色战略中重大投资相关的资金需求。散货航运公司日益意识到其经营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然而学术界对支撑散货航运公司绿色投资的融资方案的性质与强度仍鲜有研究。本文的第一个目标是考察散货航运业绿色转型相关的理论问题；第二个目标是通过分析国际大型散货公司最常采用的绿色金融产品，并综合考量各绿色投资战略与市场上可用方案的适配性，实证考察绿色金融的现状。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法，以揭示绿色金融在散货航运业中的当前作用。研究结果为学界与从业者提供了关于该行业绿色投资与融资方案的详细见解，包括首选融资方式、筹措资金规模及其他相关特征。

在传统供应链中，核心企业的下游经销商往往面临较大的现金流压力与市场不确定性。作为供应链金融（SCF）的重要形式，订单融资（POF）通过为资金受限企业在订货阶段提供贷款支持，在应对上述挑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获得 POF 场景下供应链金融的更多经验性洞见，本研究对三家银行与一家中国核心制造企业之间的协同 POF 服务进行了深入案例分析。基于研究结果，作者识别出协同细节（目标一致性、信息共享、资源共享与同步决策）以及银行数字化投入的影响。本研究的结论对银行建立数字化能力以及核心企业作出供应链金融相关决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数字技术为供应链融资模式与解决方案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本研究阐述了数字平台供应链金融的内涵、平台保理与风险解决方案的优势，同时介绍了金融科技平台的运行机制。在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分析了金融科技平台在信息披露方面的理论优势；进一步探讨了披露决策与融资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平台上的充分披露决策有助于改善融资绩效。以数据要素为切入点，本研究尝试从信息披露视角打开数字技术提升融资绩效的理论黑箱，为数字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并为供应链企业、金融机构与政策制定者在融资方面提供有益启示。

对广告食品的预期味觉感知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但这些感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食品线索的影响。尽管已有大量研究考察影响味觉预期的各种外部因素，他人饥饿的影响却尚无人探讨。本研究考察在广告情境中接触他人饥饿如何塑造消费者对广告食品的预期味觉感知。通过三项研究，结果发现当消费者接触他人饥饿时，会预期食品味道更好，且该效应由自我饥饿感知与心理模拟序列中介。本文通过弥合“他人饥饿如何影响个体预期味觉感知”这一理解空白、并识别出一种增强该感知的新型外部线索，对既有文献作出贡献。此外，研究还为食品营销者如何有效将社会线索纳入广告策略提供了实践启示。

以植物基蛋白替代动物源蛋白的压力日益增大。消费者研究表明，感官特性与环境因素是影响植物基食品（PBF）采纳的主要因素，但很少有研究对二者进行对比。鉴于健康标签会损害感官体验，本文检验环保标签是否也具有同样的负面影响。在一项在线调查中，328 名志愿者被随机分配到三种标签情境之一：感官（强调口味与质地）、环保（突出可持续性与环境影响）或控制（无特定信息），对八种植物基替代食品进行评价。每个产品配以积极或消极的框架陈述，其中半数食品能量密度（ED）较高、半数较低。参与者对预期喜好、渴望与推荐意愿进行评分，并估计愿付价格。结果显示：在喜好与推荐方面，环保与感官情境无显著差异（p=0.94），但二者均显著高于控制组（p=0.0006）；在预期渴望方面仅感官情境显著超过控制组（p=0.0014）；环保情境的愿付价格显著高于感官（p=0.0005）与控制（p<0.0001）情境。就四项指标而言，高 ED 食品均被显著更积极地评价（p<0.001），且环境对购买价格的影响被高 ED 食品放大（p<0.001）。积极框架陈述在喜好（p<0.001）、渴望（p<0.001）与推荐（p=0.022）上的得分显著更高，但在购买上无显著差异（p=0.30）。总体而言，这些数据表明环保描述词与感官描述词同样能提升消费者预期与愿付价格，为营销者与产品开发者根据最契合品牌形象的信息推广植物基食品、并将叙事拓展到健康之外提供了多种策略。

近期企业对社会与政治危机的回应激增，标志着品牌对其社会角色认知的关键转变。本研究探讨“品牌行动主义”这一现象——品牌通过数字平台参与社会倡导，反映了将社会议题战略性整合进入其核心身份与营销实践。这种主动姿态不仅提高了意识并动员了支持，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品牌可能为商业利益而利用社会议题的伦理担忧。本研究采用质性内容分析与批判现象学方法，考察个体如何在数字平台的品牌行动主义中处理基于共情的表征。对 37 名年轻成人的访谈数据表明，虽然品牌行动主义能够营造赋权与道德契合感，但也存在表面化参与与选择性共情的风险。本研究强调了品牌行动主义中的伦理考量，以及数字媒介如何塑造当代品牌中的道德推理。

本文采用建构主义框架与制度工作概念，批判性地考察塑造网红晒娃的制度动态。基于对关键行业利益相关者的深度访谈，研究表明网红营销中儿童的可见度是通过经济、职业与规范结构的相互依存运作而被策略性培育的。文章提出“制度化晒娃”概念，用以描述晒娃如何被常规化与合法化的过程，使行业行动者能够在将全部责任转移给父母的同时，利用儿童的在场获利。这种转移通过多种实践实现，例如通过与父母战略合作将儿童纳入，并以真实性、密集型育儿与个人选择等话语加以框架化。最终，本文论证：尽管儿童对该行业的盈利能力至关重要，但其边缘化却由成人中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逻辑所维系——这些逻辑将儿童的劳动界定为玩耍，将家庭的货币化界定为赋权。

本文考察网红生态中两个关键表达场域——网红教练与平台——对理想网红的建构。文章旨在揭示这一监管网红身份、实践与变现的规范性模型，它与不同行动者的利益和价值观紧密相连。基于对 70 条 TikTok 视频与 Instagram 帖子（来自网红教练）、69 条 TikTok 与 Instagram 平台政策数据，以及对 TikTok 和 Instagram 创作者账户的走查，作者以批判女性主义视角分析理想网红的构成。在网红教练发布的内容中，网红被描绘为向其社群提供价值、拥抱专业创业者身份的战略行动者；而通过平台政策与界面设计，网红又被建构为以“正确”方式吸引受众、并承担合规责任的熟练创作者。作者论证这些建构共同指向一项主张——网红应当“出于正确的理由”进行变现。这引导网红走向适合平台的劳动者主体性，将网红塑造成“用户”而非“应得回报却不应获得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并关联至该行业的职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