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9日
| 主题 | 检索期刊 | 收录论文数 |
|---|---|---|
| AI大模型 |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Technology in Society、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 3 |
| 供应链金融 |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rial Finance | 3 |
| 品牌 | Business Horiz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ket Research、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 3 |
| 合计 | 9本 | 9篇 |
注:本期9本期刊均为此前未检索过的期刊,覆盖 AI大模型(信息系统与创新管理)、供应链金融(金融与经济政策)、品牌(营销与消费者行为)三个方向;期刊级别已在各条文献编号后标注。
两项在线实验显示:生成式AI作为错误信息来源并未比传统网络渠道更易让公众相信,但作为事实核查者其可信度仍显著低于人类核查者。
本研究旨在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虚假信息来源”与“事实核查者”两种角色下对公众错误信息信念的影响,并基于机器启发式理论,分析AI素养、对AI的信任等个体因素如何影响这些感知。研究围绕健康与营养议题开展两项在线实验:实验一检验生成式AI作为虚假信息来源时,与传统互联网来源相比是否会对公众信念产生不同影响;实验二比较生成式AI与人类事实核查者作为核查者的效果差异。结果显示,当虚假信息由生成式AI呈现时,公众对信息的相信程度与其他互联网来源并无显著差异;但人类事实核查者被认为比AI核查者更值得信任,这一差异在健康与营养议题上尤为突出。
以使用与满足理论和扩展保护动机理论构建双路径模型,基于1271名ChatGPT用户的两波纵向数据揭示“满足驱动采纳、威胁驱动抵制”,错失恐惧兼具双重作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已成为重塑个体工作、生活与环境互动方式的变革性力量,但其个体层面采纳与抵制的心理机制尚不清晰。本研究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UGT)与扩展的保护动机理论(PMT)提出双路径模型:UGT解释满足需求的积极动机,纳入偶然发现、感知诊断性、可触知性、好奇心满足与愉悦感等新构念;扩展的PMT框架同时捕捉传统与新增的威胁感知路径,将权力丧失恐惧(FLP)与错失恐惧(FoMO)作为内部心理机制,并引入特质竞争性与AI自我效能作为调节变量。基于1271名ChatGPT用户的两波纵向调查数据,研究发现:UGT相关因素主要驱动采纳行为,传统与扩展的PMT因素解释抵制行为;值得注意的是,FoMO具有双路径作用,既促进采纳又缓解抵制;特质竞争性与AI自我效能呈现部分调节效应。本研究在理论上将积极满足与保护性回避整合为统一的GenAI使用模型,在实践上为设计自适应、以用户为中心且能提升参与、降低抵制的AI系统提供启示。
提出“创意者困境”概念,区分可能性判断与合理性判断两类评估机制,为生成式AI辅助的创业构思建立波普尔式机会评估框架。
本文聚焦“创意者困境”(Ideator's Dilemma):创业者借助生成式AI开展创业构思时,难以判断AI产出的想法究竟代表突破性创意,还是算法幻觉。文章剖析在创业构思过程中使用生成式AI工具所引致的独特认知风险,并区分界定创业者在评估AI生成想法时所使用的两类判断——可能性判断(possibility judgment)与合理性判断(plausibility judgment)。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波普尔式(Popperian)机会评估模型发展创业工作理论,揭示创业者如何通过持续的创业工作把AI生成的“异类心智”产物转化为可评估、可行动的机会,为生成式AI时代的创业机会识别与评估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以2020年中国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发现司法效率提升显著增加企业商业信用获取,并降低供应商集中度。
中国于2020年启动为期两年的民事诉讼程序改革,旨在推进复杂案件与简单案件的繁简分流。本文以该改革为背景,考察司法效率提升对企业商业信用获取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民事诉讼程序改革通过改善司法效率显著提高了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这一正向效应在社会信任水平较低地区以及面临较强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进一步发现,民事诉讼程序改革降低了企业的供应商集中度。总体而言,研究结论表明司法程序改革在企业获取商业信用中发挥关键作用,拓展了法与金融领域的文献。
客户企业数字化通过效率提升与成本节约两条渠道显著降低其对供应链商业信用的依赖,在供应商集中或远距离时效应更强。
本文考察当客户企业推进数字化时,客户—供应商之间的融资关系如何被重塑。研究以商业信用度量供应链上的企业间融资,发现客户企业的数字化显著降低了其对供应链内融资的依赖,当供应商较为集中或供应商距离较远时该效应更强。进一步检验表明,效率提升渠道与成本节约渠道可能是潜在的作用机制。横截面分析显示,在企业融资约束更强、市场竞争更激烈、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更高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更发达的情形下,企业数字化与企业间融资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显。研究还发现,企业数字化的影响在新冠疫情期间更大。本文为理解企业数字化对供应商—客户关系的外部性提供了新的见解。
危机期间社会责任表现强的企业更愿继续提供商业信用,这种“实物融资”有助于锁定未来商业机会并提升市场份额与营业利润率。
目的:本文考察新冠危机期间企业的商业信用决策以及企业社会责任(CSR)对这些决策的影响,力图把商业信用供给决定因素的认识拓展到短期营运资本文献之外。方法:基于危机管理、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财务营运资本等多支文献,使用新冠疫情期间的跨国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CSR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及相应经营绩效的影响。发现:危机期间面对经济不确定性,企业整体上减少了商业信用供给;但CSR表现强的企业出于道德考量更倾向于继续提供商业信用,这一效应在融资约束较小、现金充裕的企业以及制度环境较弱、疫情防控政策更严格的国家更为明显。研究结果还支持商业关系动机——向客户提供这种“实物融资”有助于企业锁定未来商业机会,从而带来更高的市场份额与营业利润率。创新:本文填补了全球性危机期间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决策这一相对空白的研究领域。
基于X平台数据提出品牌应对文化战争的类型学与决策树,指导品牌在两大对立阵营之间制定策略。
文化战争是持相反政治与文化信念的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近年来,文化战争已蔓延至品牌、营销与企业行动主义领域。在现代品牌文化战争中,对立双方会在社交媒体集结,明确以损害品牌价值或捍卫品牌为目的,品牌因而在制定未来战略时被迫在两大强势阵营之间艰难权衡。本文探讨品牌社群与企业品牌之间的关系,聚焦多个热点议题上的文化战争,抓取X平台(原Twitter)数据以分析文化战争对社交媒体行为与情绪的影响。基于数据分析结果并结合既有文献,文章提出类型学框架与决策树,为品牌应对针对企业的文化战争提供策略指引。
四国跨国比较表明,政治家品牌形象在议会制下同样塑造选民情感反应,政治品牌化策略不应仅适用于总统制情境。
近期研究表明,政治家(尤其是候选人)被选民视为品牌,其品牌形象会影响投票意向;但已有研究均在总统制政治体制下开展,选民直接投票选出政府首脑。在议会制下,选民投票选举议员,政府首脑由非行政性总统或世袭君主任命,选民并不直接选择政府领导人,因此有理由质疑政治家品牌在议会制中是否同样重要。为回答该问题,研究在美国、墨西哥两个总统制国家以及加拿大、英国两个议会制国家收集数据,采用检验政治家品牌形象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政治体制如何,政治家品牌都有助于塑造选民对该政治家的情感反应;且在议会制下,政治家的自我品牌形象对态度的塑造与总统制同样重要。这对议会制国家的政治营销者具有重要意义:可据此设计在选举与执政阶段均具价值的政治家品牌形象。
在新兴经济体验证VABH框架,发现绿色品牌资产显著强化绿色态度对倡导、反馈等顾客公民行为的转化。
目的:绿色顾客公民行为(GCCB)被认为是缩小绿色购买差距的替代路径。基于价值—态度—行为层级(VABH)框架,本文探讨自我超越、自我增强与绿色消费价值观如何影响绿色态度与GCCB,并检验绿色品牌资产(GBE)如何调节态度与GCCB各维度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过去12个月内购买或推荐过绿色产品的18岁以上消费者,采用商场拦截法与结构化问卷收集数据,最终样本396份,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态度在自我超越、自我增强与公民行为个体维度之间起关键中介作用;绿色消费价值观显著影响自我增强价值观与绿色态度之间的关系;绿色品牌资产在强化绿色态度对倡导行为与反馈行为的影响中作用突出。实践启示:鉴于自我超越与自我增强两类基本价值观的二元性,企业应更重视自我超越并积极推广绿色消费价值观,通过绿色营销塑造顾客的积极态度与行为,进而获取顾客的角色外行为收益并带动其角色内行为。创新:本文考察不同价值构念之间的交互,确立态度在价值与公民行为之间的联结作用,并将绿色品牌资产确立为态度与公民行为关系的调节变量,同时在新兴经济体情境下验证了VABH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