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追踪日报

人工智能的出现显著影响了人类决策、生产力与代理角色的履行，进而变革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尤其是招聘与甄选。传统招聘甄选依赖“结构”与“人类代理”之间的动态互动，而随着人机结合型代理的出现，任务执行与角色履行的责任被共享，原有惯例被改变并催生新的招聘甄选惯例。本文对高成长新兴市场情境下的43位HR与人才获取负责人开展探索性质性研究，以理解判别式与生成式AI技术代理在改变招聘甄选实践中的变革性作用。研究的贡献在于：展示了判别式与生成式AI对招聘甄选的影响，以及由此同时出现的“人机协作”与“对人的算法管理”；并从结合型代理出发，对贯穿整个招聘甄选流程的结构与流程变革进行理论化。

本文主要目的是基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快速积累的研究文献，评估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的一种形式）能否满足人事甄选的科学性、专业性与法律原则。文章围绕现有文献对这些原则及相关议题的已知结论提出一系列问题，并提出未来研究议程。综述表明：目前已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机器学习在甄选中的价值；机器学习工具能够满足人事甄选的基本原则，并在许多重要原则上表现更优。此外，用于甄选决策的机器学习并非“黑箱”，可以被理解与解释；它不会增加招聘的法律风险，尽管在少数司法辖区可能需要额外步骤。多数组织应考虑在甄选中使用机器学习；定制化程序需要良好的数据，但通用供应商产品也可满足部分需求。HR从业者可能需要额外专业知识，但未必需要达到增加人员编制或咨询开支的程度。大语言模型的出现可能使无人监考的远程测评易于作弊，并使未来所有叙述性候选人信息都可能由AI生成，现阶段由此产生的问题多于研究答案。文末给出机器学习用于甄选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算法工具融入人力资源管理既带来重大机遇也带来紧迫挑战，在AI工具快速普及的人事甄选领域尤为如此；然而学术研究相对滞后，对AI驱动甄选系统的理论认识与实证证据仍存空白。本研究采用跨学科路径，借鉴劳动关系与社会心理学，考察AI在人员配置实践中的整合。通过对30位利益相关者的访谈进行质性分析，归纳出效率、公平与发言权三项核心目标，它们共同塑造有效且负责任的AI甄选系统。研究发现，平衡这些目标需要在复杂的内部与外部动态中权衡，据此提出“三方平衡模型”，为协调利益相关者优先事项、优化AI采纳提供框架。文末讨论了理论贡献、实践启示与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人力资源管理文献已开始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工作结构，但关于AI技术对工作设计影响的知识仍然稀缺。本文回应了将人力资源管理置于医疗情境中考察的呼吁，分析AI给医护人员工作设计带来的变化。为此，我们检索了截至2026年5月收录于PsycINFO、Web of Science与ProQuest的期刊论文，识别出125篇相关文献（多发表于医疗类期刊）。这些文献描述了AI对医护人员工作的影响，但多数忽视了从工作设计视角理解其含义。以Parker和Grote的工作设计模型为概念框架，我们发现五项工作设计特征在文献中均有体现，并指向一个新的子特征——问责性；此外，某一特征因AI发生的变化会对其他特征产生连锁影响。我们提出的“AI驱动工作设计协同模型”刻画了各工作设计特征变化的相互关联性，并引入时间维度：随着时间推移，某一特征的改善可能导致另一特征的恶化。文末强调需要对上述相互关系开展纵向研究。

（本文为观点性论文）大语言模型能力的快速提升为各类专业既带来机遇也带来威胁。组织学者迅速对生成式AI给社会、学术研究尤其是质性研究带来的风险发出警告。任何像大语言模型这样强大的技术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意料之外的负面后果，例如聊天机器人让用户快速炮制浅薄的质性分析、杜撰的引语与虚假理论。然而，批评者往往忽视了技术研究的一个核心论点：任何技术的影响取决于其所嵌入的社会实践。我们真正的替代方案是什么？知识工作正在各专业群体中迅速变化，律师、医生与工程师已越来越多地使用生成式AI提升工作质量与速度，管理学者难道能选择置身事外？主张“手工艺式反AI文化”的人或许会污名化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研究工具，但这将使以培养未来管理者为使命的我们，无力理解AI增强型知识工作。由于技艺与学术共同体对我们的专业至关重要，我们应围绕AI开展实践开发，否则将有被外部利益相关者视为过时的风险。AI最好能为质性研究者提供一个教学契机，正如当年商业分析之于统计学者；我们的专业知识可以指导私营与公共部门中数以百万计白领从事的“外行质性研究”。本文仅聚焦质性分析环节。

本研究考察外国客户所在国采用ESG报告准则是否以及如何沿全球供应链产生溢出效应，以及这些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供应商既有的ESG信息环境。我们利用中国与83个交错实施ESG披露强制要求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当客户国强制实施ESG报告标准后，中国的ESG报告企业提升了其ESG表现；当客户国对供应商施加更强的ESG压力、且供应商处于更透明的同行环境时，这种提升更为明显，与客户加强对供应商监督的机制一致。此外，当中国与客户国采用共同的ESG报告标准时，效应更强。我们还发现，ESG报告企业在关键可持续性指标上有所改善，包括绿色项目增加、工伤事故减少以及董事会性别多样性提升。总体而言，本研究为下游供应商的信息环境与上游客户的报告强制要求之间在决定供应商ESG表现方面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证据。

围绕企业现代奴役相关不透明问题的广泛利益相关者关切以及近期监管，为研究全球零售商是否以及如何在其全球供应链中使用“现代奴役审计”这一透明度工具提供了独特情境。我们运用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政治中介”概念，考察劳工权利组织抗议活动及其实施的政治情境对全球零售商现代奴役审计相关披露的影响。政治中介概念强调社会运动组织政治策略的重要性，以及这些策略得以有效运用的政治情境。基于发布首份现代奴役声明的全球零售企业样本，我们发现劳工权利行动主义及其所处的政治情境都促使企业通过披露现代奴役审计结果信息，在供应链审计的使用上更加透明。我们认为，更明确的现代奴役审计披露可能带来企业社会透明度的提升。本研究对监管者、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与公民社会团体理解何种透明度诉求、利益相关者压力与社会运动策略能改善特定社会审计相关的企业披露具有现实意义，并通过揭示社会运动情境与活动如何影响不断演变的企业社会披露形式，为会计文献作出贡献。

本文利用中国行业层面清洁生产标准的外生实施，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交错双重差分模型的结果显示，受规制行业的企业获得更多商业信用。进一步的渠道分析表明，环境规制通过增加财务压力和对供应商产品质量保证的要求，提高了企业对商业信用的使用。对于初始议价能力更强、监管更严格的企业，这一效应更为明显。此外，我们发现与环境规制相关的商业信用增加会提升企业绿色创新与经营绩效，并缓解财务困境。最后，我们发现产品质量保证存在沿供应链下游的传导，对高度依赖下游合作方的企业尤为明显。

本研究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针对下游客户的环境规制是否引致上游供应商的碳减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通过规制压力传导在供应链上产生显著的碳减排溢出效应。驱动该效应的关键机制包括绿色声誉压力、供应链稳定性压力与经营压力。此外，由此形成的减排溢出强化了供应链关系。这些发现为促进供应链绿色低碳转型以及设计综合性环境政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气候议程的要求与中国2060年碳中和目标，要求企业在经济绩效中提升环境可持续性。本研究考察企业社会责任（CSR）与生态金融之间的关系及其通过绿色创新与循环供应链采纳对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循环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链式中介框架，解释伦理与财务承诺如何转化为运营能力与绩效结果。基于376家企业的时间滞后调查数据并采用PLS-SEM分析，结果显示：CSR与生态金融显著促进绿色创新，绿色创新进而促进循环供应链采纳并提升循环供应链绩效；这些关系是间接的，通过顺序中介机制而非直接效应发挥作用。在实践层面，研究强调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应战略性地将CSR举措与生态金融投资相结合，以强化绿色创新能力、加快循环供应链采纳；政策制定者也可通过推广绿色融资工具与面向体育行业的可持续监管支持这一转型。研究通过将可持续承诺与能力建设相联系，为中国体育产业循环经济实践提供可操作启示。

随着AI语音助手日益融入日常消费互动，有效管理AI驱动的服务失败对维系消费者信任、满意度与持续品牌参与至关重要。尽管传统服务补救机制已有大量研究，但现有框架难以应对AI驱动失败的独特复杂性。鉴于缺乏专门针对AI语音助手情境的系统框架，本研究提出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以一致性理论与情境危机沟通理论（SCCT）为基础，通过战略性服务失败补救回应消费者需求。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设计，分析5,894条消费者评论，建立服务失败与补救策略之间的一致性关系，刻画三种创新的服务补救方式，并检验其对消费者满意度与品牌使用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策略一致的补救努力对消费者满意度与品牌使用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回应AI驱动失败的独特性质，本研究既推进了AI服务管理的理论知识，也为企业优化消费者体验、培育长期客户关系提供可操作的策略指导。

本研究考察游戏开发商与发行商的企业声誉及其竞合品牌策略对数字视频游戏销量的影响。研究使用全球最大数字游戏分销平台Steam的实证数据，基于信号理论揭示两类质量信号——企业声誉与竞合品牌策略——对数字游戏销量的作用。研究发现双方声誉对销量均有正向影响；并且声誉在产品热度与销量之间起调节作用，凸显了在产品高度多样化的数字游戏市场中企业声誉的重要性。关于竞合品牌策略的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只有开发商的竞合品牌（即把处于竞争关系的多个开发商品牌并列标注）能有效提升销量，而发行商的竞合品牌则无显著效果。总体而言，研究强调了企业声誉与竞合品牌在视频游戏市场中的重要性。

本研究评估品牌资产与企业社会责任（CSR）在中国产品伤害危机中对受影响企业财务价值的类保险效应，并探讨社会认知如何在集体主义社会中影响保险机制。结果显示，危机的财务损失取决于其严重程度，较轻微的事件不会带来显著的估值下降；品牌资产与CSR都能缓解财务损失，为受影响企业提供类保险保护。然而，由于集体主义社会中的社会认知，CSR对财务价值的类保险效应更强。研究支持文化社会认知会影响投资者判断的论点，为理解文化社会认知在保险机制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由此，本研究验证了品牌资产与CSR对财务价值各自不同的类保险效应，并将文化社会认知确立为风险管理中的调节因素，拓展了风险管理的理论边界，同时为在多元市场经营的企业提供实践指导。

目的：本研究探讨持续参与社交媒体品牌社区对消费者心理不适的阴暗面效应。方法：开展为期12个月的两阶段在线定量调查，样本为805名有社交媒体品牌社区参与经验的消费者，采用AMOS 26.0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发现：为逃避现实而使用社交媒体与品牌社区参与及社交媒体疲劳显著相关；随着时间推移，品牌社区参与对社交媒体疲劳与信息过载均有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负面情绪与消费者心理不适密切相关，而信息过载并无同样关联。此外，社交媒体疲劳在品牌社区参与与负面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负面情绪在社交媒体疲劳与心理不适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局限：本研究采用两阶段定量方法考察以社交媒体逃避现实及持续参与品牌社区的阴暗面，仅局限于Facebook平台的品牌社区，未涵盖更广泛的社交媒体平台，限制了结论的普适性。实践意义：研究强调管理者应维护平台秩序、营造公平环境以减少用户负面情绪与紧张关系，政府也可与社交营销机构合作。